亟待建立社会约束机制

编者按：

　　电信竞争促进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电信业在全球低迷的背景下保持一枝独秀，也使老百姓感受到了实惠。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电信市场上近来翻涌着一股以价格战为主的恶性竞争浪潮，严重扰乱了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危及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现象人们看法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
　　方案一：加快市场化进程，以相互竞争促进发展，由市场调节最终实现有序。
　　方案二：电信竞争的背后是政府监管，监管的背后是配套的法律。应加强政府监管，配套的相关法律，防止恶性竞争。
　　当然还有其他综合方案。

　　1 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阴影

　　美国Worldcom公司假账事件使本来每况愈下的美国电信业雪上加霜。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似乎对1984?1996年期间实行的旨在实现电信业完全市场竞争的政策有所反省，但是除了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做些调整之外，没有看到什么创新性的举措。

　　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电信改革也受到美国政策示范效应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建议??“彻底打破电信垄断只须一招：政府下一红头文件，开放电信经营权，无须申请”；认为电信企业与传统工商业没有区别，首要目标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要“牛奶撇油”，不要普遍服务；认为竞争就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认为政府管制只是权宜之计，电信资费可以完全由市场说了算；认为网间互连结算可资费独立，政府不必干涉。

　　由于缺少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中国电信业在上述舆论氛围下正在进入一个“恶性竞争，难以管制”的怪圈。为了引导企业走出市场原教旨主义阴影，必须对西方市场经济学做认真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合理吸收利用，建立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避免再走西方已走过的弯路。

　　2 解析亚当?斯密悖论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们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进而总结提出了资源配置最适度原理，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因为：

　　(1)垄断实际存在

　　垄断是由于对某些产品和服务的规模经营造成的。现代信息产业的经济规模出现了跨国联合扩张趋势，市场对于垄断企业形不成约束力，完全依靠市场肯定会使经济失衡。

　　(2)非经济因素存在

　　有些生产者的生产结果会对他人产生有利影响或者有害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结果也会对他人造成有利或者不利影响，尤其是某些生产和经营活动可能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这些问题不可能由市场本身自行解决。

　　(3)公共物品的存在

　　国防、环保、绿化、道路、桥梁、广播等公共设施，属于不付钱的消费或者非营利投资领域。

　　(4)信息不对称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信息对所有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透明的。而实际上，消费者与经营者对商品信息的了解总是不对称的。于是自私的经营者们必然会出现欺诈行为，破坏帕累托最优状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的，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

　　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最近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利己主义决策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但多次重复这种决策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社会最大福利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

　　3 面对网络精神，打造社会协同约束机制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各国通常是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行政干预，或者由政府直接经营、管制某些行业。

　　可是过分的政府管制又会出现两个不好的后果，一是由于政府与企业信息不对称，使经济出现官僚支配下的低效率；二是会出现某些企业收买政府部门，形成政企同盟合伙侵害消费者利益。

　　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净化市场环境，完全依靠市场规律恢复经济的一般均衡。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高科技信息产业所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引起的正反馈效应必将更快地破坏市场均衡条件，造成经济的极不稳定。必须加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甚至认为现在的许多问题(如环境、人口、教育、互联网)已远非地方政府所能解决，必须交给整个国家去寻求解决办法。

　　但是人们是否只能墨守两点论，交替求助于市场规律和政府干预这两只手的力量，或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呢？新经济理论研究证明，进入网络时代，仅利用市场规律和政府干预这两只手的交替力量还是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经济以及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必须超越市场，超越政府，重视社会协同这第3只手的作用。

　　所谓第3只手，指社会道德规范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是建立在“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倾向”基础上的理论。但是现阶段人们的利己主义倾向往往压倒利他主义倾向，致使道德规范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到了网络经济阶段，收益递增和规模无边界扩张必然造成更细的专业化分工，致使企业间的同质竞争快速向异质竞争转变。而同质竞争容易引发恶性对抗，异质竞争则更容易产生合作动机。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可以使各种交易活动变得日益透明，使原本靠少数先进分子自觉遵守并教化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变为一种阳光下的刚性气氛。

　　根据美国知名学者罗博特?艾克斯罗德1996年的合作进化论模型，人们在博弈中，最先被社会淘汰的是无条件助人者和无条件坑人者，最后被淘汰的是惯用欺诈态度者。而获得可持续进化机会的只剩下一种人，那就是一还一报的平等合作者。因此人们再次发现社会走向仍然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不过是网络经济加快了地球村的形成，使人类经济生活早日进入平等交易、合理回报的新均衡状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电信作为网络经济的龙头老大，从1984年AT&T解体到1996年美国新电信法的失败，使世界电信改革进入了一种由经济个人主义引发的恶性竞争陷阱。摆脱恶性竞争的办法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制度安排；二是引导企业在理性竞争中发展各自的专业化优势，尽快由同质竞争转向异质竞争，而差异竞争更容易产生互补与合作动机；三是在前两种办法基础上，建立一种社会协同竞争与发展机制，形成遵纪守法者得到应有回报，违法乱纪者受到应有惩罚的刚性约束气氛。而社会协同则是电信竞争从盲目无序到理性的成熟体现。

　　为什么一个有随地吐痰习惯的人不在人民大会堂吐痰？为什么汽车司机很少在北京长安街违章？主要是那里形成了一种包括电子眼在内的刚性气氛。

　　中国经济学界比较重视正式约束和法制建设，这对中国现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看，成熟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平等和诚信的道德建设。美国法律可谓健全，但是美国社会钻法律空子的案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正式约束必须靠政府和国家工具来维系，世界经济改革的总趋势又是小政府、大社会。人们越来越需要由社会化监督机构和社会化网络体系承担起直接管理的责任。

　　美国FCC曾经是一个准政府机构，最近开始向社会化独立方向转制，美国各州政府的电信管制职能也有可能从政府综合管制部门独立出来。英国电信管制局和我国香港电信管理局也正在走向社会独立管制。中国大陆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不可能把电信管制完全脱离政府，交给社团组织履行职责。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渗透，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将日益加强。在政府统一领导下，授权各类管理委员会、专家仲裁机构和信誉评估机构，可使电信市场管理信息变得更为透明，使管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更加对称。社会协同将成为继市场均衡、政府均衡之后第3种均衡力量。

　　4 孵化自组织化的民营企业集团

　　电信促进了工业时代的成熟，同时又孕育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如果说电话网仍然保留了工业经济的设计理念，比如分级交换、宝塔结构、集中控制、智能中心化，那末，以IP技术为核心的下一代网络必然走向无级交换、扁平结构、分布控制和智能边缘化。换句话说，未来支撑信息社会的是一种开放的、透明(光波)的网络和高智能的自组织化终端。

　　技术结构决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网络新经济正在把人类社会从集中化、被组织阶段推向分布化、自组织阶段。

　　传统经济由于信息环境的制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组织，往往处于无组织或被组织状态。而网络经济才是天然的自组织经济。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企业的主要原料是沙子(硅)和知识，由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松散、具有专业化优势的自组织企业集团。

　　从世界范围看，国有大企业曾经在许多国家起到过重要历史作用。20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家资本主义影响下，许多欧洲国家和前苏联都扩大了这种国营成分。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控制论基础上的被组织化经济，它比较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进入80年代，现代股份制企业比国有企业表现出更具有自组织的活力，更适应社会化发展方向。

　　网络产业实践也进一步证明，私有小企业和国有大企业都不再适合新兴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有承认社会生产力更适应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管理的属性，我们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经济改革不可能回归经济个人主义，也不会重建国家垄断的辉煌。而是将进入一个与新兴生产力相适应的、建立在合作竞争、社会协同理念上的崭新的网络经济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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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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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萨尔坦?科马里.信息时代的经济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 杨培芳.网络协同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9 马克?斯考森,肯那?泰勒.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摘要] 网络天然具备平等、合作和互动精神，这可以等效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社会协同气氛将使唯利是图者获得最少，乐于给予者获得最多。因此，可以认为：只有采取合作性竞争和多赢战略才是最明智的选择。